从《种瓜调》到《龙船调》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创编的作者是谁固然值得考究，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创编？
从《种瓜调》到《龙船调》，有两样改编最为突出，二是歌名的变化；一是歌词的变化。
作为一名利川人，我也不得不承认，《龙船调》这个名字其实是“古而有之”，并非原创。年代，陈子展、黎锦辉（一说为沙梅）联手创作了《龙船曲》，现在还可以在网上找到袁美云在民国年间演唱的《龙船曲》。年出版的《湖北民歌选集》收录了一首《划龙船调》，一首《划船调》。著名的黄梅戏《白扇记》大量采用民歌，其中就有《龙船调》，年《白扇记》印刷出版。但这些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和《种瓜调》相差甚远，毕竟《种瓜调》的主歌部分是一首标准的农事歌曲。
（黄梅戏《白扇记》剧本，年）
（民间年间袁美云演唱的《龙船曲》）
那么，创编者为什么会将《种瓜调》改名为《龙船调》呢？
其奥秘在于“彩莲船”这一道具。过去《种瓜调》的演出，又称为“划彩龙船”，表演时以竹篾彩纸扎成龙舟模样，“么妹”立于船中，船尾一男性丑角称“艄公”，两侧数女伴舞。每到一地，划地为台，么妹领唱，唱完一曲踩着鼓点扶船起舞，艄公前后划桨，动作滑稽，博众取笑。
这种彩莲船的表演形式，很明显是对水中龙船的模仿，其起源可追溯到端午赛龙舟。年《湖北民歌选集》中的《划龙船调》《划船调》很明显是龙舟竞渡时整齐节奏、活跃气氛的产物。而且，年《湖北民歌选集》还收有多首《采莲船调》，因此，有研究者很确凿地论证说：
年，当时的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江汉平原的一些民间文艺形式也随之在鄂西流传开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采莲船。采莲船原是江汉平源地区的一种民歌形式，当它传到恩施地区之后，由于山里无莲可采，就在老百姓口中喊讹了，成了彩龙船，以图吉利。
采莲船是不是在抗战期间才传入恩施地区，大可怀疑。洪深先生曾指出：
（四川戏）起初它必定是从自己的环境里，创造出与自己生活最近，最需要的戏剧，这种戏剧的原始形式，在我们今天还可以在四川看得到，那就是所谓“车车灯”（一名彩龙船）了，这个玩意儿不可作为民歌看，它的组织，是由一个男子化装为女的，站在一个用彩色纸、竹扎成一个花轿的东西里面，前后四个人，扶着花轿，先头一个人化了装，唱着各种词调，这种词调多属临时编造，即口唱来，随机应变，风趣横生，词调内容多为桃色性的当地新闻。
可见，彩龙船在四川地区（过去柏杨坝镇属四川奉节县）历史悠久，流传很广，是四川戏的源头之一。它虽然产生于长江流域赛龙舟，但传入的时间很早，不必附会到抗战时期的文化交融。因此，潘顺福先生认为：“屈原故乡秭归，紧邻恩施州，受纪念屈原划龙船习惯影响是很自然的，清江流域应该是划龙船以及划彩龙船最早的地区。”无独有偶，年编印的《恩施民歌集》（第一集）就收入了一首流传于恩施的民歌《划龙船调》，这首民歌和江汉平原的《划船调》，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
由彩龙船而将《种瓜调》改名为《龙船调》，可见创编者具有强烈的历史眼光，把握住了这首民歌的本质。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种瓜调》和普通的民歌的一个巨大差别。一般而言，采用铺陈手法的民歌，基本上只有主歌部分，歌词从一月唱到十月，或者从一更唱到五更，而《种瓜调》不仅有主歌，还有一段副歌。
这种现象在民歌中非常少见，不合常理。但经过我们的对资料的排比分析以及对民间艺术的采访，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种瓜调》的年以前就是这样。考察其形成，亦与“彩龙船”这一道具及灯会有关：在最初，《种瓜调》完全是一首农事民歌，只有主歌部分，后来民间歌手在参与灯会时，会加上和彩龙船相关的唱词，即副歌部分，经过长期演变，两部分的歌词融合为一。
这种融合，是《种瓜调》的一个重要特点，更是一个亮点，为后来的创编打下基础。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早期的文化工作者，经常将《龙船调》称作《龙船曲》。《湖北省群众艺术巡回辅导演出团演出节目之一：歌曲集》（年6月）和《湖北民歌二十首》（年）收录的歌谱都是《龙船曲》，不过有趣的是，《湖北省群众艺术巡回辅导演出团演出节目之一：歌曲集》的目录却是《龙船调》。
据文化馆的音乐干部回忆，20世纪80年代，黄业威和他们聊《龙船调》，往往会口误为《龙船曲》。前面我们已经说过，《龙船曲》均为黄业威署名发表。可见，《龙船曲》这一歌名，比较对黄业威的胃口。
涉及到《龙船曲》，笔者想在此再谈一谈周叙卿手稿真伪问题。此手稿由周氏后人提供，封面印有“万叶乐谱”四个字，下面有钢笔手书“利川民歌”，扉页上有“周叙卿，，9”的字样，里有《龙船曲》、《散花调》、《螃蟹歌》等多首利川民间歌曲。
（周叙卿先生手稿）
近来，有人认为周叙卿手稿有伪造之嫌，一是个别谱子有错误，而且基层文艺工作者不会采用五线谱记谱；二是年尚未开展文字改革，手稿中的简体字与时间不符；三是所谓的“万叶乐谱”为七八十年代大专院校用纸，年代并不存在。
以上三条理由很雄辩，不过经不起认真分析。第一，据利川市文化系统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回忆，周叙卿懂五线谱。很巧的是，年张汉卿发表的《龙船调、竹枝词、流徵曲》一文中，就引用了《恩施地区民歌集》中《种瓜》的五线谱。至于谱子有个别错误，更不是问题，只有存心做假，才会抄录得和现在的谱子一模一样。
第二，手稿的扉页标明是年，但并不意味着手稿中的内容全是年抄录的。事实上，年春，周叙卿等人才到柏杨坝记录《种瓜调》的谱子。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于年10月15～23日召开，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因此，该手稿使用简体字顺理成章。
第三，关于“万叶乐谱”是否在年代后才有的问题。此手稿封面下还有“上海万叶书店印行”字样，考万叶书店为钱群匋等创办于年，是我国的第一家音乐出版社，他们策划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小学活页歌曲》。年，万叶书店与上海音乐出版社、教育书店三家私营出版社合并成立新音乐出版社。
理清了万叶书店的历史，就可以看到“万叶乐谱”只可能在年前印刷发行，绝对不可能拖到年代之后。而此手稿中的演唱者为“丁鸿儒”，前面我们已经论证过，将“丁鸿儒”误为“王鸿儒”，始于年版的《湖北民间歌曲集》,而实际错误的产生还在年之前。因此，没有将“丁鸿儒”名字写错的手稿本的《龙船曲》，抄录时间当在至年之间。
对《种瓜调》歌词的创编，主要表现是将对《种瓜调》主歌歌词的压缩。年印刷的《湖北省群众艺术巡回辅导演出团演出节目之一：歌曲集》，《龙船曲》主歌部分仍为十段歌词，并标注道：“该歌词每段词只换前面两句，副歌每段均唱。”
《湖北民歌二十首》（年）里的《龙船曲》，对《种瓜调》主歌进行压缩，形成这样的样子：
正月是新年哪咿哟喂，
妹娃去拜年哪喂。
二月里是春分哪咿哟喂，
妹娃去探亲哪喂。
这是我见到的正规出版发行的报刊和书籍最早对歌词进行压缩的。首先，它把《种瓜调》第一月的“瓜籽才进园”，改成了“妹娃去拜年”，让整个歌曲更加协调，使主歌完全脱离了农事描述，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故事场景；其次，它只保留了《种瓜调》“正月”和“二月”两段歌词，而非传说中的三段歌词。而且，20世纪80年代初期，谢莉斯、王洁实等演唱的《龙船调》，也是两段歌词的版本，可见将《种瓜调》主歌的十段歌词压缩成为两段的版本，才是周叙卿、黄业威的定本，也是那个时代最正宗的版本。现在，有的人说他们早在年至年间，就将《种瓜调》主歌的十段歌词压缩成为三段，实在令人难以取信。
（《湖北民歌二十首》里的《龙船曲》，叶威即黄业威）
以上考证均以文献资料为本，考虑到舞台效果，笔者认为，即使在年间有的歌本保留了十段歌词，并不意味着歌手一定会将它原原本本地唱完。将《种瓜调》主歌进行压缩，不仅是创编者慧眼所在，里面应该还包含着无数歌手、导演在演出时的临场经验，可以肯定地说，在《龙船曲》收入年的《湖北民歌二十首》之前，将《种瓜调》主歌进行压缩的版本就已经存在。
通过不断的演出进行完善，这才是一首民歌真正应有的进化历程。
《湖北民歌选集》，中同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年6月。
潘顺福：《论龙船调的民族属性》，湖北民院学报，年，第3期。
洪深：《洪深文集》（四），中国戏剧出版社，年，第页。
《湖北民歌二十首》，湖北人民出版社，年。